文|虹膜
那南风吹来清凉，那夜莺啼声凄怆，月下的花儿都入梦，只有那夜来香，吐露着芬芳……’当《夜来香》那曼妙的歌声飘过，很多人脑海中都会浮现出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名字——李香兰。
她曾与周璇、吴莺音、白虹、白光、姚莉、龚秋霞被并称为40年代上海滩的‘七大歌星’，《夜来香》、《卖糖歌》、《何日君再来》等歌曲风靡中日。同时，她亦是日本国策电影公司‘满映’（满洲映画协会）的头号女星，出演了《支那之夜》（伏水修，1940）、《万世流芳》（马徐维邦/朱石麟/卜万苍，1943）等许多热门影片，以其甜美的歌声、可人的形象掳获了无数人的心。她在日本的演出曾造成踩踏事件，在上海场场爆满，在台湾也是万人空巷。
从左至右：白虹 姚莉 周璇 李香兰 白光 吴莺音
仅以台湾为例，黄仁在其所著的《日本电影在台湾》（秀威资讯科技，2008）一书中写道，有一位日本学者对经历过日治时代的台湾高龄本省人进行了抽样调查，日治时代台湾人最爱看的五部日本电影依次为《爱染桂》（野村浩将，1938）、《支那之夜》、《莎勇之钟》（清水宏，1943）、《宫本武藏》（稻垣浩，1941）和《苏州之夜》（野村浩将，1942），其中有三部（《支那之夜》、《莎勇之钟》、《苏州之夜》）都是李香兰主演的影片，这固然是因为在日本政策下，台湾当时禁映中国与美国电影，而能同时说流利北京话与日语的李香兰自然让台湾观众倍感亲切。
李香兰
然而，在被李香兰迷得神魂颠倒的同时，当时中日两国的群众却都被蒙在鼓里，原来，他们眼中的那个迷人的‘满洲姑娘’李香兰，其实是个不折不扣的日本人，她的日本名字叫山口淑子。
她在战时以一个杜撰的中国身份成为红极一时的明星，亦是日本当局以电影宣传‘日满（伪满洲国）、日华亲善’政策的重要筹码，其在‘大陆三部曲’（《白兰之歌》、《支那之夜》、《热砂的誓言》）中所塑造的恋上日本男子的中国女子之银幕形象甚至在日本国内将对中国大陆之‘中国梦’的热潮掀至顶点。
通过有意的隐瞒与当局的宣传，所有人都对她的‘中国人身份’深信不疑，可以说，作为战时唯一一个在侵略（日本）与被侵略（中国）的两国都受到狂热欢迎的女星，李香兰几乎算得上是一个神话般的存在。
抗战胜利后，她因人尽皆知的李香兰之身份，遭到‘汉奸’罪名的审判而险些丧命，被证实其日本国籍后才得以幸免并暗中回国。之后，她恢复‘山口淑子’的名字在日本重返影坛，后竟然又华丽转型，投身政界并成为一名出色的政客，她在战后首次踏足中国，就是以议员身份访问朝鲜时路经北京，而此时仍有不少人以为当年那个李香兰已被当作汉奸处决了。
潘淑华、李香兰、Shirley Yamaguchi、大鹰淑子，经历多次名字与身份转变的山口淑子之一生堪称传奇，而她一生的境遇，都与‘李香兰’这个名字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可以说正是那个李香兰，成就了她传奇的一生。
战后的山口淑子对其战时身为李香兰的那段经历一直缄默不语，直到1987年，才出版了一本自传《李香兰：我的半生》（与藤原作弥合著），此为战后新一轮‘李香兰热’之发端。这本自传于次年被引进到中国，并以此为蓝本，炮制出了如《李香兰——我的前半生：假冒中国人的自白》、《李香兰之谜》、《我的前半生——李香兰传》、《她是国际间谍吗？日本歌星、影星李香兰自述》等诸多各异的版本，可见李香兰这个名字在中国的魅力与影响力。
除了书籍制品以外，这本自传还催生了中日合拍电视剧《别了，李香兰》（1989）、日本四季剧团的音乐剧《李香兰》（1991年首演）、漫画《李香兰》（1996）等诸多衍生作品，香港歌神张学友亦打造《李香兰》同名金曲，在华语地区广为传唱，甚至还被周星驰在《国产凌凌漆》（1994）中致敬了一把。
另外，香港国际电影节也曾于1992年举办过一次官方的‘李香兰电影回顾展’，放映了她的《支那之夜》等七部主要作品，在银幕上重现当年‘一代妖姬’的迷人影像。
写了这么多，人们不禁要问，那山口淑子究竟是如何成为传奇明星李香兰的？战后又是如何摇身一变为成功政客、和平使者的？与中国有着怎样的复杂关系？这背后究竟又隐藏着多少故事？那就让我们来从头说起吧。
山口淑子和中国的渊源与川喜多长政类似，如果不是由于父亲的关系，也许她永远都只会是一个普通的日本女子。她的父亲名叫山口文雄，由于祖父是士族出身的汉学家，父亲在其熏陶下一边学习汉语，一边对中国大陆产生了向往，于是在日俄战争结束后的1906年远渡中国，因擅长中文，后在满铁[注：全称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日俄战争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成立的铁路公司。]任职，负责教授员工中文，而山口淑子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生的。
1920年，山口出生于奉天（今辽宁省沈阳市）郊外的一个煤矿小镇，不久即随父亲工作搬至抚顺，在那里度过了整个童年。与一般日本人歧视中国人的态度不同，父亲积极教她讲中文。在父亲的努力下，山口小小年纪就已经能讲比较流利的中文了，但除此之外，她还是一个普通小女孩，讨厌算数，喜欢音乐，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1932年，当时年仅12岁的山口在抚顺经历了‘平顶山惨案’[注：1932年9月16日，针对前一日的抚顺煤矿遭袭，日军展开报复性扫荡行动，对于杨柏堡村附近平顶山居民进行了屠杀。]，亲眼看到所谓的‘苦力’被日本宪兵残忍杀害，不忍卒视。她在自传中写道：‘我从家里冲了出去，母亲在背后想叫住我，但我飞快地奔向了广场。松树根部的地上淌满了（死者的）鲜血。追上来的母亲一把抱住我，我在母亲怀里大声哭了出来。’
‘平顶山惨案’让山口第一次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也给其幼小的心灵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直至其在晚年（2010年）接受中国历史学者采访时，仍对这起事件念念不忘，并关注着进展情况。[注：参见傅波博客上《采访山口淑子（李香兰）老人》一文，网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a6d4ae87010158k9.html]
采访者同时也领会到：‘晚年的老人，几乎谢绝了所有拜访者的请求，唯独与我们见面，也可见此情此意。’惨案同时也是山口命运的转折点，惨案发生后，由于父亲与中国人关系密切，曾一度被怀疑有‘通敌行为’，虽然后来洗清了嫌疑，但在当地也很难再呆下去。于是在次年，十三岁的山口随全家离开了抚顺那片熟悉的土地，移居奉天，在那里，她第一次得到了‘李香兰’这个名字。
李香兰这个名字是一个叫李际春[注：1877~？，民国时期军事政治人物，与日本人关系密切，曾协助成立伪满洲国，解放后在天津被以汉奸罪处决。]的人取的，由于此人曾被北洋将军府封为际威将军，因此他们都叫他李际春将军。
李际春将军是山口的父亲在北京读汉语学校时认识的好友，也是他招呼山口一家到奉天来的。李将他们安顿在自己二夫人的家中，照顾有加，还认了山口做干女儿，李香兰这个名字，正是他给干女儿起的。‘李’当然是干爹的姓，而‘香兰’两字，则是父亲山口文雄的俳号（俳句诗人的笔名，与中国人的号相似），不久之后山口以歌手出道时，用的便是这个名字。
说起山口作为歌手的被发掘与出道，不得不提到的一个关键人物就是其一生的挚友，战后曾救过她性命的俄罗斯女子柳芭（Lyubov Yumshanova），两人是孩提时代在一次火车旅行时偶然相识的。后来山口染上了浸润性肺结核，在家静养期间，医生建议她做一些呼吸器官的锻炼，知道山口喜欢唱歌的柳芭便为她介绍了一位嫁给俄罗斯人的意大利女高音歌唱家，在这位歌唱家的正统训练下，山口的歌唱水平不断进步。在老师的鼓励下，她还为老师做了一场垫场演出，也受到好评。
其时，伪满洲国刚刚建立不久，日本当局为推行其‘日满亲善’、‘五族协和’的政策，欲在奉天的电台播出所谓‘满洲新歌曲’等一系列‘国民歌谣’。但在物色专属歌手时却遇到了难处，因为他们首先需要的是一个能讲中国话，又能识谱唱歌的中国少女，但为了能与电台的日本员工正常交流，她又需要懂日语，这在当时的状况下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而山口适时的出现对他们而言简直就是及时雨。于是就在那场演出后不久，电台的人就找上门来了。
父亲让山口学好中文的本意是想让她做秘书或是翻译官等一类正经工作，因此对于这件事并无多大兴趣，倒是母亲认为去电台录歌也是‘为国出力’，而且偶尔录歌并不妨碍继续读书学习，所以同意了电台的请求。而唯一的问题，就是她的身份。
日方要求的是一个懂日语的中国少女，而她恰恰相反，是一个会中文的日本人，用她的本名山口淑子是肯定不行的，于是，最后以李际春给她起的‘李香兰’作了艺名。这件事虽未引起太大反响，但对山口来说却是意义非常的，这是她第一次为当局所利用，亦是‘李香兰’这个名字首次出现在公众视野，更改变了她之后的整个人生。
1934年，为了让山口‘见见世面’，父亲便送她只身一人前往北京留学。所谓‘留学’，其实也只不过是从中国境内的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但由于奉天当时属于‘伪满洲国’国土，因此对于从未出过远门的山口来说，仍然是一次刺激而新奇的‘异国之旅’。在北京，她寄住在父亲北京时代的另一位好友，潘毓桂[注：1884~1916，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亲日政客，日据时期曾任日伪天津特别市市长，抗战后入狱。]的豪宅中。
与李际春一样，潘也认了山口做干女儿，并给她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叫‘潘淑华’，‘淑’就是其原名山口淑子中的‘淑’，而‘华’字则是因为潘的几个女儿名字中都带‘华’字。潘淑华成了山口拥有的第三个名字。
北京期间，山口以潘家养女潘淑华的身份入读了翊教女子中学，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这里有别于日本控制下的奉天，当时抗日风潮高涨，她不可能以日本人的身份在学校里读书。
为了不被察觉自己的日本人身份，为了能顺利与周围的同学好友交往，她开始有意识地努力去融入其伪造的中国人身份，甚至强迫自己改掉了如喜欢以笑对人、见人鞠躬等日本人习以为常的小习惯，以至于期末回老家时母亲看了直摇头，叹其‘不懂规矩了’。
如果说当初为电台唱歌时，她只是简单借用了一个中国人李香兰的身份而已，那么在北京读书的经历则是一个真正的转折点，山口终于开始主动隐瞒其日本人身份而以中国人自居，这种行为其后随着李香兰的走红而在整个战时贯彻始终。
伴随着此种行为而来的，则是对于双重身份的纠结与焦虑，这是山口最大的痛苦。在校园里，她对各种抗日集会避之不及，因为不知该如何应对立场问题。她在自传中讲到，有一次她受好友之邀去参加一个聚会，结果却发现那又是一场声讨日本侵略者的集会。领头者发问道：‘日军捏造了伪满洲国，从东北在向这里逼近。假如日军越过北京城墙打进来了，大家都怎么办？’面对这个质问，学生们有的回答‘去南京参加国民政府军’，有的回答‘去陕北参加共产党的军队’，还有的要‘加入游击队’，当轮到山口回答时，她一时不知所措，最后答道：‘我会站在北京的城墙上。’
对她而言，日本是‘祖国’，而中国则是‘故国’，一方是祖国同胞，另一方则是深爱的故国友人，实在不知如何取舍，所以站在城墙上被任何一方打死或许是唯一合适的选择。
翊教女子中学的三年时光，某种意义上可算是山口为其接下来满映女星生活的预演，两者同样是在极少数人知晓真实身份的情况下，在公众视线内扮演中国人的角色，只是名字不同罢了。对山口而言，这三年确实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在此之前她的生活是以日本人圈子为重心的，而进入中国人的学校后，则有了本质上的转变。
她不能再仅仅是一个会讲流利中国话的日本人，而必须全身心融入到中国人的身份中去，不断磨练中文，模仿中国人的习惯，小心翼翼不使自己露出任何破绽……一个完美的中国人形象，是‘李香兰神话’得以建立起来的基础，而这些基础，就是在北京的学校里打下的。
长年累月地扮演中国人，使得这种行为逐渐成为了山口不自主与无意识的行为，这种情况在其战时演艺生涯的后期尤为明显，她在自传中记录了影片《万世流芳》一次记者招待会的情况，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那次记者会是在北京饭店内召开的，在经过一番围绕影片狂轰滥炸的提问后，她被一个年轻记者叫住，质问道：‘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要出演《白兰之歌》（渡边邦男，1939）、《支那之夜》等一系列日本电影。那些电影都是在侮辱中国。你是中国人吧？既然如此，为什么要出演呢？你作为中国人的尊严到哪儿去了呢？’面对这个严厉的问题，她脑中一片混乱，据其回忆，当时心中虽极想表明自己日本人的身份来解围，但沉默许久脱口而出的回答却是：‘那时候二十岁都不到，还不懂事，犯了错。我现在非常后悔，我在这里向大家道歉，请大家原谅我。以后我再也不会重蹈覆辙了。’这番回答得到了众人热烈的掌声，但对她而言无非就是一种无意识的表演罢了，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入戏太深’。
言归正传，山口被满映罗致为演员，就是在其翊教女子中学毕业后不久。满映成立于1937年，其目的在于‘经由日本人之手，制作给中国人看的娱乐片’，以对抗当时在满洲流行的上海出产的中国片，以及美国片。但日本人显然太过自信，由于成立当初人员不齐，人才匮乏，因此拍出来的作品都质量欠佳，毫无市场。
满映的转机出现在成立后的第二年即1938年，日本电影界颇有手腕的制片人，原日活多摩川摄影所所长根岸宽一就任制作部长，他还带来了手下干将，另一位知名制片人牧野满男[注：1909~1957，又名牧野光雄，电影制片人，是有‘日本电影之父’之誉的牧野省三的第六个儿子。]担任制作部次长，大刀阔斧改革，随着此后由日本陆续引进大量职业电影人，满映才逐渐走上正轨，而山口正是在牧野满男入职满映后不久被相中的。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由于前一年的几部电影成绩不佳，牧野便打算拍摄一部女主角唱歌较多的全新作品，但当时女演员尚在慢慢培养起来，更别说能唱歌的了，一时居然完全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一次偶然的机会，牧野在电台里听到了李香兰的‘满洲新歌曲’，他大为欢喜，立刻让人去物色这个会唱歌的满洲姑娘。
满映是通过山家亨与山口接触的，这个山家亨是一个在中国做情报工作的日本人，不但中文流利，还是个中国通，与山口的父亲也是好友，因此对山口知根知底。在对其家人晓以协助国策的‘大义’，以及对本人的连哄带骗后，山口最终以李香兰的名义，出演了其在满映的首部作品《蜜月快车》（上野真嗣，1938）。
由于满映标榜着为中国人拍片，演员显然都得是中国人，因此她以中国人的身份出道也是自然而然的，而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新手，首部作品便担纲主演，也足可见满映对其的器重，当然，她是日本人的真实身份无疑也是原因之一。据其回忆，她后来在满映虽公开用的是李香兰的中国身份，但享受的工资、住宿、伙食等待遇却不是其他中国演员能比的，这让她成了一个颇为特殊的存在。
《蜜月快车》之后短短的一年时间内，李香兰就不停歇地为满映拍摄了《富贵春梦》（铃木重吉，1939）、《冤魂复仇》（大谷俊夫，1939）、《东游记》（大谷俊夫，1939）、《铁血慧心》（山内英三，1939）这几部影片，奠定了其满映头号女星的地位基础，但此后她却开始以满映演员的身份进军日本国内拍片，最著名的代表作就是‘大陆三部曲’，而满映自主的影片却几乎不再参与了。
《白兰之歌》、《支那之夜》、《热砂的誓言》（渡边邦男，1940）这所谓的‘大陆三部曲’，让李香兰这个名字与形象在日本掀起了一股热潮。三部影片都是东宝公司制作，并且都由李香兰与日本顶级男星长谷川一夫担纲主演，在这些作品中，有一个固定的模式，那就是李香兰饰演的中国少女恋上长谷川一夫饰演的日本男子。
对于山口本人的身份，非但她是日本人的事实要保密，连其李香兰的身份都是经过修饰与杜撰的，在《白兰之歌》时，李香兰就被宣传为‘奉天市长的爱女，在北京出生长大，因为读的是日本人的学校，所以日语非常流畅。她能说日、满（洲）、支（那）三国语言，是个字如其人的能作为兴亚代表的姑娘’。中国名门出身造成的神秘感足以勾起好奇心，而爱上日本男子的浪漫故事，以及在片中用日语所演唱的优美的歌曲，都极大地满足了日本观众的优越感，一时趋之若骛。
当时日本国内观众对李香兰有多狂热？一份当时的杂志记录了《支那之夜》在日本首映时的情况：‘任何一家影院前都被连日连夜蜂拥而至的观众挤成了人山人海，街上骑自行车的小伙儿嘴里哼的、餐馆里的唱机里放的，无不是影片那甜美的主题歌。’而第三部《热砂的誓言》亦是盛况空前，影院依旧人满为患，主题歌的唱片不但被一抢而空，甚至在当时战争背景下都能在排行榜上击败军歌。为此，东宝的竞争对手松竹也颇为眼红，不惜背上抄袭的嫌疑，紧接着便请李香兰与其当家男星佐野周二拍摄了一部类似题材的《苏州之夜》（野村浩将，1941）。
在这一系列影片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就是《支那之夜》，而这部影片中最有代表性，也是被无数学者分析过的一个段落就是李香兰扮演的中国少女桂兰被日本船员长谷哲夫打的那场戏，桂兰在被打后反而敞开心扉爱上了长谷。这个在当时日本人看来习以为常的段落在中国人眼里却是奇耻大辱：中国人在被日本人打了以后居然会舍弃抗日意识反而心生爱意，这实在是无法理解，也让这部影片成为战后对李香兰汉奸指控的一大佐证。
《支那之夜》这部体现日本人特有思维方式的影片，甚至也被当时的美军拿来作为教材加以研究。据山口回忆，她在战后遣返回日本后，有一次在川喜多长政家中遇上了一群年轻的美军军官，这些人开口就向她打招呼：‘Hi， Miss Keiran（《支那之夜》中桂兰的日文读音）！’他们用流利的日语纷纷跟她说道：‘那部电影我看过上百遍’、‘你的台词我全部都背得出哦！’。经询问后她才知道，原来这些人都是毕业于耶鲁、哈佛、哥伦比亚等知名大学的情报官员，日美开战后他们就接受了日语特训，在特训中，为了解日本人的风俗习惯以及心理，最直接的方式就是看电影，而《支那之夜》就是教材之一。
在一系列‘大陆电影’的轰炸后，标志着山口在日本人气达到最高峰的，则是发生于1941年2月的著名的‘日剧七圈半事件’。这是为了纪念2月11日所谓的‘纪元节’[注：日本根据《日本书纪》中神武天皇即位之日所定的纪念日，战后该名称被废除，如今被叫做‘建国纪念日’。]，她作为满映派出的‘日满亲善使节’，在东京日本剧场内举办为期一周的个人演唱会‘唱歌的李香兰’。
由于此前积累的人气，在开演前一天的傍晚就已经有观众开始排队，到中午开场时，疯狂的观众已经把偌大的剧场围了七圈半。剧场仅能容纳一小部分人，但剩下的大部分人都不肯散去，甚至想走的也走不了，无数人拥至售票处，争先恐后导致踩踏和斗殴，最后引发骚乱，连汽车都被掀翻了几辆，最后是出动了骑警和消防车，对群众喷水才疏散掉的。这起事件事后被媒体批判为‘观众的狂态污辱了佳节’，这其中固然有战时日本群众被娱乐管制的原因，但李香兰在日本的受欢迎程度也是不争的事实。
中国国内的情况则与日本不同，由于包括‘大陆三部曲’在内的这一系列大陆电影，是站在日本人的角度拍给日本观众看的，因此不乏辱华内容，在中国绝无受追捧之可能。实际情况是，这些影片的影响力基本仅限于日本与伪满洲国，而真正让李香兰的名字传遍中国全境的，则是《万世流芳》这部作品。
《万世流芳》这部影片是川喜多长政主持的上海中华电影公司与满映合作拍摄的，但虽名义上是合作，满映实际也就只派出了山口一个人以李香兰的名义出演，另由岩崎昶陪同，顺便处理一些事务，这些在本刊之前关于岩崎昶的文章中已经写到过。《万世流芳》是花了大阵仗的，由当时上海滩三位顶尖导演卜万苍、马徐维邦与朱石麟联合执导，主演也汇集了高占非、陈云裳、袁美云、王引等最红的明星。
影片以林则徐禁烟为题材，在日本人看来，是响应了其‘对抗英美’的口号，而在中国人看来，却又能像《木兰从军》（卜万苍，1939）那样，以‘借古讽今’的形式解读出抗日思想来，可谓是生存在夹缝中的上海影人与国际主义者川喜多长政智慧的结晶，因此虽是日本的国策电影，战后亦成为禁片，但在当时却红遍了全中国。
李香兰在片中饰演一个劝人戒鸦片的卖糖姑娘，她所唱的《卖糖歌》亦传遍大江南北，拷贝甚至发到了延安和重庆，无论是亲日还是抗日的阵营，对这部影片都印象深刻，全中国都认识了这个‘北京出身的中国女演员’。据山口在自传中回忆，战后她以政客身份访问北朝鲜时，金日成主动上前握手，并对她说道：‘我在白头山抗日游击队的时候看过很多你的照片和电影。人生不能仅仅只有战斗。享乐、听音乐也是必要的。’
《万世流芳》让山口红遍中国后，随之而来的是对双重身份更深的纠结。在前文中提到的那次遭到身份质疑的记者发布会后不久，不堪压力的她在岩崎昶的鼓励下，于1944年离开满映移居上海，而当时她刚刚与满映续约不久，是岩崎昶一句‘约就是为了打破它而签的’让她下定了决心。
在满映后期的生活中，岩崎昶对山口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个人物，她也承认自1942年以后主要的主演作品，都有岩崎昶‘在旁指导’。包括《迎春花》（佐佐木康，1942）以及与《万世流芳》同一年的《我的莺》（岛津保次郎，1943）等，甚至远赴台湾拍摄的《莎勇之钟》（清水宏，1943），都有岩崎昶参与其中。而如《我的莺》中的国际主义态度，以及岩崎昶本身的左翼思想等都对山口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她最终脱离了满映。
两人此后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关系，战后山口被遣返回国时，由于在东京的住处遭空袭已被毁，岩崎昶就曾邀请她住到自己家中，他甚至在院子里搭建了一个木板房，以存放山口被毁的家中剩下的财物，虽然山口最后回绝了他的好意，但岩崎昶的关心可见一斑。正是由于两人的这层关系，以至于日后山口从政时，满心期待她以社会党身份出头的岩崎昶对她自民党的身份‘略感失望’，这是后话了。
离开满映去上海的山口自然投奔了川喜多长政，而川喜多手下的头号制片人张善琨也已准备好了《嫦娥奔月》、《香妃》等拍片计划，但由于其时已接近战争尾声，张善琨后来突然离去，电影自然也就泡汤了。随着战局对日本越来越不利，原本留在上海的电影人纷纷逃去延安和重庆，拍电影已成为不可能的事，因此原本打算‘在上海拍完两部电影后公布日本人身份’的山口也陷入无所事事的状态，在此背景下，川喜多等人发挥其长处，为她策划了一场李香兰个人演唱会，那就是1945年5月在大光明大戏院公演的《夜来香幻想曲》。
这场演出的团队可谓汇集了当时最顶尖的专业人士，为整场演出编曲的是日本作曲大师服部良一[注：1907~1993，著名作曲家、编曲家，日本流行音乐史上最重要的音乐家之一，去世后曾被追授国民荣誉奖。]，伴奏的是当时被誉为东方最一流水准的上海交响乐团，而担任指挥的则是服部良一与陈歌辛[注：1914~1961，中国早期流行乐坛最杰出的代表之一，有‘歌仙’之誉，代表作有《夜上海》等，其子为著名音乐家陈钢。]。
连演三天的《夜来香幻想曲》在上海虽没达到当年‘日剧七圈半事件’那般程度，却也算得上盛况空前，场场爆满，票价炒到三倍，可谓是日本战败前夕上海最后的一次狂欢，多年以后，不少上海人仍然记忆犹新。至于山口，则到战争结束也始终没有找到公开自己日本人身份的机会，这让她差点丢了性命。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举国欢庆，山口淑子的日子就没那么好过了。由于在战时一直以中国人李香兰的公众身份示人，又与日本人关系密切，拍摄过《支那之夜》等辱华影片，作为‘日华亲善’的形象代表，她与川岛芳子[注：1906~1948，原名爱新觉罗·显玗，又名金壁辉，清朝第十代肃亲王的女儿，后被过继给日本人川岛浪速做养女，长期为日本做间谍，曾做过伪满洲国‘安国军’总司令，战后于1948年被枪毙。]、东京玫瑰[注：二战时，日军企图以广播进行心理战，用女播音员对美军发送英语广播，企图勾起美军的乡愁和厌战情绪，这些女播音员被美军称之为‘东京玫瑰’。]一样受到了汉奸罪的指控，如果罪名属实，是要被处决的。
而这时救了她性命的，正是之前提到的她生命中的贵人，俄罗斯姑娘柳芭。没有柳芭，山口淑子不会成为那个明星李香兰，而没有柳芭，李香兰亦没可能有机会重新换回山口淑子的身份。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遭到汉奸指控的山口被分配在一处收容所，与其他等待回国的日侨住在一起，其中就包括川喜多长政，但山口本人实际上是处于被软禁的状态，外面有卫兵专门看守。经过川喜多等人的商量，为了让她能无罪获释，必须要证明她的日本人身份，而唯一能证明她身份的就是户籍证明。当时的情况下，肯定是联系不上日本国内的，因此只能寄希望于她在北京的双亲，如果能从他们那里拿到户籍誊本，一切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了。当时他们最大的困难就是，作为战败国的公民，没法在大陆自由行动，即便是川喜多也不能随便飞北京，这个时候帮他们做这件事的就是柳芭。
由于柳芭是个布尔什维克，当时在苏联驻沪领馆工作，以她的身份，可以比较方便地去北京办事，在她的努力下，终于拿到了山口的户籍誊本，最后得以在军事法庭上证明山口的日本人身份而洗清了汉奸的嫌疑，允许归国。由于这次审判是在比较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因此大多数人并不知情，而当时大报小报谣言纷飞，很多人都以为山口的汉奸罪名成立，早被枪决了。这也导致山口第一次上船回国时被认出后，还被不明真相的工作人员当场拦了下来，后来查阅审判记录以后才了解情况，于是在1946年3月末，山口终于登上‘云仙丸’号轮船，踏上了返回祖国日本的旅程。她回忆当时情景道，船离岸时，广播里正好播放着《夜来香》，听着那熟悉的歌声，她热泪盈眶，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九死一生的经历让山口对‘李香兰’这个名字充满了复杂的感情，决心与之一刀两断。在归国船上应群众请求开演唱会时，她就向大家吐露了心声：‘李香兰已经死了。今后我要做回山口淑子。’而上岸后，她也对新闻记者发表了同样的‘引退声明’，按她自己的说法，对于这份‘引退声明’，媒体兴趣的重点并不在于‘李香兰声明退出电影界’，而是‘李香兰其实是日本人’，当时大部分日本人还相信李香兰是中国人。
尽管声明不再染指电影，但毕竟要生活下去。在归国当年的十月，山口在友人的建议下，在帝国剧场举办了一次个人演唱会，这次则是以真正‘歌唱家’的身份。遗憾的是，演出的效果并不理想，媒体反响也不好。
次年，她又参演了同样在帝剧上演的音乐剧《Kentucky Home》，在其中扮演森雅之的妻子，仍然不受好评。毕竟山口淑子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引起‘日剧七圈半事件’的李香兰了，而战时的‘大陆热潮’也已烟消云散。
两次失败后，山口在东宝演剧部的邀请下，又挑战起了舞台剧。她出演的首部舞台剧是改编自大文豪托尔斯泰原著的《复活》，东宝之所以会选择这出剧，是由于苏联方为宣传社会主义思想而愿意无偿提供剧本。演出团队包括泷泽修、宇野重吉、森雅之等许多著名演员，山口在其中饰演卡秋莎一角。这次演出后，《朝日新闻》嘲笑她‘唱歌失败了，演戏倒还不错，颇为讽刺’，但却也坚定了她投身新剧界演戏的决心，之后便加入了泷泽修等人创立的‘民众艺术剧场’（即后来的民艺剧团）。
尽管山口一心远离电影，但命运就是如此讽刺，很快她就以‘新人山口淑子’的身份重回银幕了。她的复出实在是情非得已，影片是由她隶属的民众艺术剧场与松竹公司签约，加之她身上还背着供养全家的重担。这部影片就是吉村公三郎导演的《我一生中最光辉的日子》（1948）。
影片仍由山口与森雅之演对手戏，而最令其受到关注的就是片中的吻戏。日本战败后，作为占领者的美军对日本电影最重要的政策就是禁止银幕上出现对天皇的描写，以及大力鼓励拍吻戏，在此背景下，日本历史上首部出现吻戏的电影是1946年佐佐木康的《二十岁的青春》，而《我一生中最光辉的日子》也是这股潮流下的产物。当时的日本虽被美军强行打开风气，但整体思想还是颇为保守的，山口与森雅之的这场吻戏拍摄时，除了导演等少数几个人以外，禁止任何人进场，再加上她也没有任何吻戏的经验，最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拍成，最终影片在当年《电影旬报》十佳评选中位列第五。
复出之作叫响，山口在接下来的两年内出演了十来部影片，其中最为成功的是新东宝的《拂晓的逃脱》（谷口千吉，1950），这次与山口演对手戏的是英俊小生池部良，两人的爱情戏颇有力度，山口卖力的演技也获得了认同，被媒体称赞为‘作为日本女演员重生了’。影片获得当年《电影旬报》十佳第三，在观众中也颇受欢迎，而且非止日本国内，有学者抽样统计了台湾自1949年至1972年间最受本省人欢迎的日本电影，《拂晓的逃脱》也位列第四，在台湾人眼中，那个‘李香兰’唱歌仍然是抵挡不住的魅力。
这种情况也发生在香港，但却是以另一种形式，山口被邀请到香港参演影片。五十年代她为邵氏公司共拍摄了《天上人间》（王元龙，1954）、《金瓶梅》（王引，1955）、《一夜风流》（卜万苍，1957）与《神秘美人》（华克毅[注：华克毅实际上是日本导演若衫光夫在香港的化名。]，1957）这四部影片。香港人毕竟是商业为重，他们很清楚‘李香兰’这个名字的商业价值远远大于‘山口淑子’，因此尽管我们可以想见山口应该并非情愿，但她在这四部影片中的署名都是‘李香兰’——一个她极力想摆脱却又始终挥之不去的名字。这些在香港拍摄的影片也是她在战后仅有的署名李香兰的几部作品。
除了香港以外，山口在美国也以‘Shirley Yamaguchi’的名字拍过《日本新娘》（Japanese War Bride，金·维多，1952）与《竹屋》（House of Bamboo，塞缪尔·富勒，1955）这两部影片，而‘Shirley’这个英文名字很明显也是取自于‘香兰’两字的谐音。山口最初去美国，是因为她与三船敏郎合演的黑泽明影片《丑闻》（1950）赴美宣传，同时也留下时间去好莱坞参观学习。此后有相当一段时间她是在美国与日本两边发展，不但拍电影，也演音乐剧，还促成了她的第一段短暂的婚姻。
山口刚刚赴美时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插曲。当时日本还处在美军的占领下，普通人并不能轻易出国，而她也是继田中绢代后第二个赴美访问的日本女演员。在抵达后的记者会上，有记者问她到好莱坞想要学些什么，她想到自己当初拍《我一生中最光辉的日子》时一帮子人对吻戏的不知所措，临行前又有人嘱咐她‘在美国好好学习怎么拍好接吻戏’，于是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我是来学习接吻的。’以美国人的性格，对这种看似玩笑的回答是最喜欢的，据山口回忆，第二天就有报纸竞相报道，还有直接以‘Kiss me please’为标题的新闻，让她出尽风头。而实际上，这个‘任务’她似乎还完成得不错，在美国的学习经历确实让她受益匪浅，颇有心得，还总结出了最重要的要点是‘爱情戏最终必然要毫不害羞地接吻，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导演李翰祥在回忆录《银海千秋》（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7）中写山口时提到一件趣事，他写道：
‘李香兰很念旧，所以到港拍的第一部片子，是王引（《万世流芳》的男主角）导演的[注：这里是李翰祥记忆有误，据记录，实际第一部应是王元龙导演的《天上人间》。]，第二部就是卜万苍（《万世流芳》导演的《一夜风流》），男主角是赵雷，戏里有一场男女主角热吻的镜头，赵雷拍完之后跟我说：“哥哥，李香兰可真行，拍接吻镜头前，我真有点不好意思，可是她自自然然，大大方方。我跟她嘴一亲，她就把舌头伸过来，像真的一样，好家伙，实告诉你吧，戏假情真，弄得我浑身不自在，老二差点没由裤子缝中脱颖而出。”’
李大导演虽然说话夸张爱车大炮，但这段话也确实说明了，在好莱坞打磨过的山口，其至情至性是性格扭扭捏捏的东方演员所不及的。
山口在美国的另一个重要收获，就是此前提到过的第一段婚姻，虽然这段婚姻只维持了短短五年。她的第一任丈夫是美籍日裔雕刻家野口勇（Isamu Noguchi），此人是一位非常著名的艺术家，交友甚广，山口也因此得益，结识了不少业界名人，其中交往最多的一位，就是喜剧大师卓别林。众所周知，卓别林本来就是个日本通，有许多日本好友，晚年跟山口的来往尤其多，在卓别林因美国的排共运动迁往瑞士后，还曾邀请山口夫妇去家中做客，而卓别林去日本时，山口也曾陪同做过翻译。正是基于这层特别的关系，山口至今还担任着日本卓别林协会的名誉顾问一职。可惜的是，她与野口勇因工作的关系聚少离多，最后和平分手了。
1958年，山口终于正式宣布退出电影界，之前她参演的最后一部作品，即引退纪念作，是山本嘉次郎导演的《东京的假日》。影界同仁给足了山口面子，在当时的头号女明星原节子号召下，由三船敏郎与池部良牵头，制作公司东宝的所有明星几乎倾巢而出，全部无偿出演，包括上原谦、小林桂树、司叶子、八千草薰、宝田明等八十余人的全明星阵容。很多人纯粹就是为了卖山口的面子，如香川京子与淡路惠子演的巴士向导、森繁久弥演的饺子店大叔，有些甚至只是露个脸，连台词都没有，但他们仍旧乐此不疲，可见山口在圈内人缘之好。
话说回来，那她又为什么要退出电影界呢？战后她也曾一度宣布退出，后来还是重返影坛，这次又为什么如此毅然决然呢？这是由于她的第二次婚姻。她的第二任丈夫大鹰弘是个外交官，对于他们的结合，本身已经有着许多异议与阻力了，再加上第一段婚姻时因只顾事业而劳燕分飞的教训，终于让她下定决心彻底离开电影界，专心做个好妻子。1958年4月，两人在大鹰弘的驻地缅甸举行了婚礼，而山口又多了一个名字：大鹰淑子，日后她重返中国大陆时，就是以大鹰淑子的名义。她访华是以政客的身份，而她的从政也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这一切，要追溯到1972年田中角荣访华，签署《中日联合声明》，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结婚十年后，山口于1969年接受富士电视台的邀请，担任电视专题节目《3点的你》的联合主持人。就职期间，她奔赴世界各地，跑过越南战争，去过巴勒斯坦，采访了巴勒斯坦人民解放战线（PFLP）的著名女劫机犯里拉·卡里德（Leila Khaled）、日本赤军的女首领重信房子等许多著名政治人物。
1972年田中角荣访华时，山口正担任《3点的你》的主持人，是她在日本播报了双方签署《中日联合声明》的现场实况，据她回忆，看到画面中田中角荣与周恩来举杯相庆，她自己也‘不知不觉间热泪盈眶’。这件事情对她的意义是重大的，第一是让她看到了将来重访中国大陆的希望，毕竟自己身份特殊，第二则是从此和田中熟识起来，而田中是她日后走上从政路的关键人物。
实际上，山口的政治资本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早在满映当明星李香兰的时代，当时就有一个名为‘李香兰保护会’的后援会组织，其会员都是响当当的军界政界人物，如伪满洲国总务长官星野直树等等，而日后在安保时代当上日本首相，时任伪满洲国总务厅次长的岸信介也在其中，这些不能不说对她都是有所帮助的。1974年，在田中手下的自民党人的邀约下，山口下决心开始政治生涯，加入参议院全国区的竞选，在没有任何竞选团队辅佐的情况下，完全以个人魅力争取选票并最终当选，田中角荣也为她高兴不已，热烈地教授她‘从政心得’。
1975年7月，在时隔了二十九年后，山口终于能以政客的身份，重新踏上中国大陆那片承载了她太多回忆的土地。当时她是以自民党访朝团成员的身份，在飞往平壤途中，在北京呆了一晚。当天晚上，她受到了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的热情招待，但午夜时分，协会秘书长孙平化又带了两个人深夜造访她所下榻的北京饭店，那次会面则让她终身难忘。
孙的目光很严厉，他首先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总是说日本是父亲之国，中国是母亲之国。是指你的父亲是日本人，母亲是中国人吗？’山口解释道：‘不是的，我的双亲都是日本人。之所以说中国是母亲之国，那是因为在我心中，中国是我出生成长的故乡。’随后，孙又事无巨细地询问了许多山口从小时候一直到战后归国的事情，她也耐心地一个个回答，还深刻地反省了自己在战争中所犯的错误。她知道，‘判我无罪的是国民党。中国共产党是要用自己的眼睛来对我做出判断。虽然这是一次意想不到的审问，但我必须接受’。这件事情以后，中国的大门终于完全向她打开了。
1978年，山口以‘环境问题访中代表团’团长的身份率团再次访问中国，这次访期有两周，她终于能从容地再次感受一下故土了。访问期间，她先后视察了北京、上海、哈尔滨等城市，当然，最令她激动的就是重回满映——此时已是长春电影制片厂了。在那里，她受到了昔日伙伴们的热烈欢迎，当年的‘金鱼美人’李香兰，与‘古典美人’郑晓君、‘妖艳美人’白玫、‘活泼美人’夏佩杰、‘永远青年’浦克、‘喜剧青年’王启民重新聚首，感慨良多。山口在厂里参观了影片的拍摄以及长影乐团的排练，还与长影人员进行了座谈，这是她此次访华中最愉快的经历。
1992年，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二十周年，国家文化部邀请日本四季剧团的音乐剧《李香兰》来华演出，该剧在中国大受欢迎，后来还在电视上转播，山口虽因公务未能一同前往，但在电话中得知演出盛况时仍激动不已。当年秋天，结束了自己十八年政治生涯的山口便迫不及待地怀着谢意又来到了中国，这次，她是专程来找回忆的。她重访了自己的北京老家，那里当然已经物是人非了，但当她向附近的老人提起那熟悉的名字，哼起那熟悉的曲儿时，牙齿都已掉光的老人兴奋地脱口而出：‘啊呀，是李香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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